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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“五四”运动(图)4684香港百宝箱论坛
时间: 2019-11-09

  1918年11月,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、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。次年1月,英、美、法、意、日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“和平会议”,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。中国在大战中参加了战胜国一方,也属战胜国之一,派了代表参加会议,要求收回此前被帝国主义强占的各种权益,废除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不平等条约,遭到拒绝。此消息传来,全国人民群情激愤,从而引发了由学生掀起,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,工、学、商联合的广大群众性革命行动——五四运动。

  “五四”运动是一次伟大的以反对腐败、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为对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,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,这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。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,弘扬民主、科学的精神,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,为中国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。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人,正是因为经受了“五四”运动的教育和磨炼,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征程。这里记述的是在“五四”运动前后的几个片断。

  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,深深感到要改造中国与世界,必须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人。1917年夏天,发出了《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》。启事开头,引用了《诗经》上“嘤其鸣矣,求其友声”一句,接下来就是“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”,并特别提出“要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”。启事是自己刻蜡纸油印的,发给长沙各主要学校,信上批“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”,这个启事也在长沙的报纸上刊登出来。

  在杨昌济和其他进步老师长期的教育和熏陶下,、蔡和森、肖子升、陈昌等进步学生,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渐趋成熟。他们经过反复讨论,深感不仅要有统一的思想,还必须结成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团体。于是,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,新民学会成立了。

  新民学会会员条件甚严,学问、品行不好和没有志向的人不能加入。主要活动是每半月开一次会,讨论学术上或当前国事上的问题,报告学习和工作计划,也相互批评提意见。有时讨论一个问题,延长至一星期之久。每次开会,多半由主持,并作结论。外地会员以通讯方式联系。曾将1918年秋至1921年初新民学会会员之间凡涉及思想、出路、改造中国与世界方法方面的通信,按内容和时间编成三集,由文化书社印行。第一集收13封信,内有3封;第二集收31封信,内有8封;最重要的是第三集,共7封信,主要是和蔡和森关于和建党的讨论。

  1918年春,新民学会大部分会员面临毕业后的去向问题,许多青年都倾向于出国继续求学,而且那时赴日留学之风颇盛,罗章龙等便是这些人中的第一批。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,为罗章龙等饯行。写下题为《七古·送纵宇一郎东行》的送别诗(纵宇一郎是罗章龙的别号)。

  1918年6月,从第一师范毕业,他和他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希望继续升学,但是又苦于缺钱。正在苦恼之际,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,法国政府将继续来华招募工人,这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大好机会。杨昌济的来信,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,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欢迎和响应。

  1918年6月下旬,接到杨昌济从北京来信,便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反复商量,觉得不能直接去苏俄留学,中东欧的德、奥、捷各国无产阶级又正在举行革命,也去不了,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去,既做工,又求学问,是个好办法。于是,确定由肖子升、蔡和森负责进行联系。不久,蔡和森受新民学会委托赴北京,通过杨昌济的介绍,很快就找到了蔡元培和李石曾,并拜会了李大钊、章士钊等人,然后写信给,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,希望他到北京来,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,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。8月中旬,和罗学瓒等20多人动身去北京,湖南青年先后来了四、五十人,是各省最多的。由于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没做好,不能马上动身赴法国。有些人有怨言,组织大家先参加留法预备班学习。预备班设法文、制图(为进工厂做工作准备)和数学几科。学期一年,一年后即去法国。

  和罗学瓒等8个新民学会会员,当时住北京景山东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,这是一座普通的三合院民房,8个人挤在北屋靠东的一小间屋内炕上,一个人要翻身,得警告两边的人。生活很苦,但学习新知识、读书求教很方便,参加各种思想和学术活动机会很多,可以自由到北京大学听课。为了解决一个月五六元的生活费,杨昌济把肖子升介绍给李石曾做秘书,又推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,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,的工作室紧靠李大钊办公室(今北京大学红楼一楼东南角)。

  在长沙时,就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邓中夏(湖南宜章人,原名邓康)经常通信,此时邓中夏主持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,开始接近工农群众,做教育宣传工作,和他来往更密切了。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学术团体特别多,除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他喜爱的课程外,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研究会活动。

  回到湖南后,向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讲述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,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简要内容和社会主义各种派别,还特别谈了他所了解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形,随后就回家照顾有病的母亲。为了解决生活出路,在长沙修业小学教历史课,月薪仅够维持最低生活。他把母亲接到长沙医治,母子曾短暂团聚一个时期。

  在“五四”运动的推动下,在长沙亲自写、印、发了一个文字不长的传单,开头第一句:“同胞们,起来!”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反帝、反封建、反军阀,以几个学校名义散发。同时,以第一师范、商业专门学校等最有基础的几所主要学校为骨干,紧张地进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恢复和改组工作。这个联合会是1918年夏为反对签订《中日共同防敌(俄)军事协定》举行全体罢课,遭到军阀张敬尧,而后才建立起来的,组织不健全,发挥不了作用。经过新民学会会员积极活动,推选代表,于6月3日正式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,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,学联会下面设评议部和执行部,评议部即学生代表会议,主席是商业专门学校学生彭璜;执行部主持日常工作,主席是第一师范学生会代表张文亮。他们都是新民学会会员,接受指导。

  学联会积极参加湖南各界公法团体于上年5月成立的国货维持会,以抵制日货为中心工作。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人民,学联会于7月9日联合工商各界开会,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,当天参加成立会的工商代表有苏广(百货)业、纱业、染织业、轮船业、泥木行、瓷器业等30多个行业,会上组成了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。各界联合会基层组织是十人救国团,如在徐特立领导下的教育会所属各学校教职员,就成立了250余团。1919年7月15日,在400多个十人团基础上,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筹备会,10月下旬正式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,柳直荀当选副总干事。

  暑假期间,学联会组织各校留校学生,在长沙成立讲演团44处,到街头挨家挨户宣传反日爱国,在赤日炎炎下,奔走呼号,有的累得吐血。此时学联会和工人有了联系,学校办了许多夜校,动员工人上学。长沙第一纱厂、黑铅炼厂、造币厂等产业工人和泥木等行业工人,都组织了宣传队,和学生一起行动。回家过暑假的长沙学生到了各地后,联络各界组织了宁乡、醴陵、衡阳等几十县的国货维持分会,还和各界人士一起组织讲演团。

  为了引导社会舆论,学联会办了一个刊物《湘江评论》,推为编辑。《湘江评论》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,每期4开一大张,内容仿北京《每周评论》,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,提倡民主与科学,分西方大事述评、东方大事述评、世界杂评、湘江杂评、新文艺等栏目,全用白话,当时在湖南全省很有影响。第一期全部,第二期2/3,第三期、第四期一半的稿件,由执笔。7月21日,出了“临时增刊”第一号,整个第一版和第二版的1/3,刊登写的“湘江大事述评”——《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》。号召学生暑期回乡去做组织民众工作的《民众的大联合》一文,也发表在《湘江评论》上。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号寄到北京后,李大钊很高兴,他特地在1919年8月24日出版的《每周评论》第36期上予以介绍,说:“武人统治之下,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,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”。创刊号印了2000份,当天售完,加印2000份仍不够销,从第二期起印5000份,学生义务上街卖报,自己也参加了。1919年8月,《湘江评论》第五期出版后,张敬尧派军警查封了学联会和《湘江评论》,并警告湘鄂印刷公司,不准再为承印。

  此时,和学联会工作人员,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,继续从事革命活动。当时各学校的学生也办了许多刊物,如湘雅医学院的《新湖南》,周南女校的《女界钟》、岳云中学的《岳云周刊》、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《岳麓周刊》等共十余种。《湘江评论》查封后,倡议成立学生周刊联合会,各周刊派一代表,每周开会一次,商讨在宣传内容上如何步调一致。湘雅医学院学生会办的周刊《新湖南》,因学生放暑假,人手不够,从第七期至停刊,均由主编。每期有一篇较长的政论,就是写的。出到第十期,所有不利张敬尧的期刊全被查封了。于是,又利用长沙《大公报》等报纸继续进行战斗。

  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两年多,作恶多端,人民恨之入骨。经过深入动员,自12月6日起,由一师、商专、修业、楚怡、周南几所学校首先发起罢课,不到一星期,长沙全部专门学校、中学、师范和一部分小学一致罢课,学联会代表中等以上学校1.3万学生,发布“张毒一日不出湘,学生一日不返校”的《驱张宣言》。

  第一步成功后,又召集新民学会和学联会主要负责人开会,邀请部分教育界人士参加,商定第二步行动。决定:一、组织驱张代表团,每校派学生代表二人,分赴北京、衡阳、常德、郴州、上海、广州等地作请愿活动,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,一方面利用张、吴(佩孚)等矛盾,军事上压迫张敬尧。二、各校教职员代表分别参加和率领各代表团。三、一部分人留在长沙,继续组织学生和团结各界人士作驱张活动,并负责与赴外地代表联络。驱张代表团人员在1920年1月间分头出发。何叔衡、夏曦去衡阳找吴佩孚,彭璜去上海,去北京。到达汉口时,草拟了驱张宣言,历数张敬尧种种罪行,向汉口、北京、上海各地报纸发布,并在武昌鲇鱼套车站将张宗昌为张敬尧运去的20多包鸦片种子拍了照,在报上揭露出来,使张敬尧名声更臭。一行到北京,在湖南会馆召集了一次以湖南学生为主的群众会,报告驱张经过,得到大家支持。

  到达北京时,苏联政府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,突破北洋军阀政府封锁公布出来,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。这时,《宣言》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也已出版,用心研读了这些书籍,正如他自己回忆的:“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,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,并且热烈地搜寻一切那里能够找到的中文的著作。有三本(指《宣言》、考茨基《阶级斗争》和巴枯宁《社会主义史》——引者)在我思想上影响特别大,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,我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便从没动摇过。到了1920年夏天,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也在实践上,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
  返湘后,又于1920年4月去上海,继续进行驱张活动。先来的驱张代表彭璜等,已在上海做了许多工作,组织了一个“平民通讯社”,发行了一种名叫《天问》的刊物,专门登载揭露张敬尧祸湘罪恶和驱张的文章。此时,直皖两系军阀矛盾加剧,驻湖南直军急欲撤兵北上,5月下旬,吴佩孚率部顺湘江而下,5月27日过长沙去武汉。吴佩孚退兵时,即与湘军谭延闿、赵恒惕联系,要他们进军,结果吴军退一步,湘军进一步,6月11日张敬尧逃离长沙,26日退出湖南全境,学联会通知各地驱张代表返回。

  1920年7月,从上海返回湖南。8月,和何叔衡、彭璜等人,联合教育界进步人士方维夏等,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赴俄勤工俭学。俄罗斯研究会简章规定: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思想为宗旨。会务包括:一、研究有所得后,发行俄罗斯丛刊;二、派人赴俄实地调查;三、提倡留俄勤工俭学。介绍任弼时、萧劲光等人到上海去学习俄文,成了第一批赴俄留学的湖南人。9月,应聘就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(校长),校址就在长沙妙高峰下惜阴街转角处一师隔壁,同时他被推为一师校友会会长。新民学会会员、学联会骨干和个别进步教员,常挤在这里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,会议多半由主持。此时邀请杨开慧来学联会帮助工作,杨开慧一口应允,随后两人便同居,相约寒假到板仓杨家过春节,不做嫁妆,不坐花轿,不举行婚礼,用他们俩人的话说,就是“不作俗人之举”。婚后,杨开慧继续在岳云中学读书,每逢假日,便从学校出来与住在一起。杨开慧母亲向振熙,也迁来和一起住,后来又掩护女婿女儿做地下工作,为他们照看年幼的儿子毛岸英。

 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,开展新文化运动,着手筹办文化书社。他争取了当时社会上各界进步人士,包括文教界、新闻界、4684香港百宝箱论坛,工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,如周南女校、一师、湘雅医学校的校长,长沙商会会长等,共同发起创办文化书社。书社招牌还是请谭延闿写的。杨开慧说服母亲向振熙,拿出父亲同事们捐募的一笔奠仪,来支持办文化书社。

  7月31日,长沙报纸刊出《发起文化书社的缘起》,说:“没有新文化,由于没有新思想;没有新思想,由于没有新研究;没有新研究,由于没有新材料。湖南人脑子饥荒,实在过于肚子饥荒,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。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、最简便的方法,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,以充青年及前进的湖南研究的材料”。8月1日在楚怡小学召开了发起人的会议。8月20日,租了潮宗街湘雅医学校的三间房子为社址,旋即开始营业。10月22日,文化书社召开第一次议事会,投资人都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议。当时投资共30多人,除、何叔衡、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外,上层人士以教育界居多,共集资400余元。会上推举经理一人,任特别交涉员。至1921年3月底,据贺尔康烈士保存下来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所公布,7个月内,销200本以上和百本以上的书,有《马克思资本论入门》、《社会主义史》、《新俄国之研究》、《劳农政府与中国》、《晨报小说》第一辑等;销售最多的杂志有《劳动界》(5000份)、《新青年》(2000份)、《新生活》(2400份)及《新潮》、《新教育》等,北京《晨报》每天销45份,《时事新报》每天销40份。由于营业发展,文化书社先搬至长沙贡院东街(现中山东路),后迁至水风井(现中国图书发行公司附近),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,被捣毁。

  赶走张敬尧以后,谭延闿、赵恒惕率湘军进驻长沙,假惺惺宣布“湖南自治”,通电“还政于民”。和学联会负责人彭璜、何叔衡等,趁机征集一批新闻界和教育界人士,发起组织一个“湖南改造促成会”,发表了一个《湖南改造宣言》,刊登在7月5日长沙的报纸上。从9月3日至10月3日一个月中,在长沙《大公报》连发10篇文章,评论湖南自治,宣传人民的理论。

  1920年5月,上海成立了中国发起组——小组,北京小组也于9月成立,接到上海和北京的通告后,同何叔衡商量,在长沙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。1920年8月,上海首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,随后北京、广州、武昌相继成立青年团。接到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负责人李大钊、邓中夏等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,也开始在长沙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(1925年以后,改称青年团)。他在第一师范、第一中学、商业专门学校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中,积极寻觅团员对象。1920年11月7日,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编的《》月刊秘密出版了(出七期后停刊),上面介绍俄共历史,转登列宁《国家与革命》等著作,还有共产国际、欧美各国情况。这个刊物通过各种方式,大批寄至北京、武汉、长沙等地。收到后,一面组织传阅,一面将月刊上发表的《俄国的历史》、《列宁的历史》、《劳农制度研究》等文章,推荐给长沙的报纸刊登,以引起湖南社会上广大人士的注意。当时,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1920年9月至12月的日记中,曾记下为建团所进行的活动:

  11月17日,接泽东兄一信,送来青年团章程10本,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。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。并托我寻觅线日,会见泽东(在通俗馆),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,并嘱此时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,只宜从缓,不可急进。

  11月22日,现在青年出路,做社会主义实行家,必定要亲身入工厂去工作,以促醒工界同胞的觉悟,而实行社会改造。

  12月2日,泽东来时,他说:青年团等仲甫(陈独秀别号)来再开成立会,注意研究和实行,并嘱我多找线日,到文化书社见泽东、殷柏(彭璜的别号)。

  12月15日,接泽东复信:师范素无校风,你应努力找些中坚同志,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。青年团你可努力找寻团员,尽可能于本学期开一次会。

  有了青年团组织,新民学会的历史任务就可以结束了。会员郭亮、夏曦、萧述凡等是第一批团员。也有一些会员不赞成,征得大家同意后,在会员通信集第三集上刊出《新民学会紧要启事》,宣布开除这些分子出会。由于开始入团成员复杂,1921年5月,曾宣布青年团暂时解散,后于同年11月加以整顿恢复活动。1921年6月,接到上海的通知,获悉要召开党的成立大会,他和何叔衡就动身去上海。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,被派回湖南,任湘区党的书记。(《中华魂》 曹晋杰) (来源:中国新闻网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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